研究院-【第一财经·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序言】“超级全球化”的终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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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第一财经·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序言】“超级全球化”的终结
2018-12-13 14:22:00 杨燕青 关键字: 超级全球化

*本文为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、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杨燕青为2018第一财经·摩根大通年度金融书籍所做的序言。

 

今年7月,我在华盛顿参加著名智库CGD(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)发起的一个小型闭门研讨会。

其时,中美贸易摩擦正山雨欲来,在全球贸易增速持续徘徊低于全球经济增速,去全球化声浪甚高的大背景下,研讨会的主办方提出了一组深刻的问题: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,以制造业出口为主要引擎的发展模式是否已成昨日黄花?对于全球而言,由贸易推动的全球化发展模式是否正江河日下?

我提出了两个假说。第一,中国通过建立全球范围内的价值链、以大规模工业化为全球生产、销售到全球的发展模式不可复制;第二,1990年代以来高歌猛进的贸易全球化,超出了跨国公司的管理边界,超过了全球治理的边界和能力,如今全球化范围内出现的所谓“去全球化”思潮和行动是对过往“过度全球化“的修正。

我的这两个假说引来激烈争议,一是围绕上一轮全球化的价值判断;一是围绕中国的发展模式。

全球VS国家

参加这场研讨会的不乏大家,Dani Rodrik就是其中之一。那天,他以音频接入,只闻其声不见其人。读过他的多篇论文和聆听这场音频发言后,我惊喜地发现,Dani Rodrik今年有一本新书 Straight Talk on Trade: Ideas for a Sane World Economy ——这本书是他对国际贸易、全球化等议题的观点集大成之作,虽不是学术著作,却充满了学术论证的严整和思维的深邃。

Rodrik将此前贸易狂飙推进的全球化叫作“超级全球化(Hyper Globalization)”。经济全球化、全球治理和全球社区共同构成了“超级全球化”的语境,然而,这不可持续,甚至并不真实。在他看来,真实的世界是由国家驱动的:偏好的异质性和制度的非唯一性,加之地理差异,导致了制度多样性的可能。制度的多样性阻断了完整的(full)经济全球化,而不充分的经济整合更是加强了异质性和距离的存在,地理异质性+有限全球化+分散治理才是世界的真实图景。

因此,在全球化和国家之间,Rodrik选择了后者。若时光倒流回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,他会站在凯恩斯和怀特之间开出作为经济学家的药方:1、市场植根于治理系统;2、民主治理和政治社区在一国的国界之内运转,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将如此;3、通向繁荣的道路不只一条;4、一国有权利保护自身的监管法规和制度安排,但无权将其制度安排加诸他国;5、国际经济安排设定如同交通规则,应适用于国家制度交界之处。

因此,国家公民,全球意识(National Citizens, Global Consciousness)可能才是当下我们的真实写照。

AI、“公共VC”和UBI

若以上的观点还没有“惊”到你的话,Dani Rodrik还准备了另一个数字化时代人类治理的解决方案,以应对AI/机器替代人类、技术进步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。

具体而言,其方案即是让政府成为“公共VC”,持有未来机器和技术进步的股权,政府由此获得的利润作为“社会创新分红”分配给普通公民,以弥补后者薪金的不足,并降低后者的劳动时间,并最终接近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类理想生活。

Rodrik的大胆畅想和这几年颇有热度的UBI (Universal Basic Income)不谋而合。在这个题材上,我们还挑选了Annie Lowrey的新书《给人民发钱:全民基本收入将如何终结贫困、革新工作、重塑世界》( Give People Money: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, Revolutionize Work, and Remake the World )。

无论是否赞同UBI的具体做法,面对AI对人类的替代,你必须有所准备。今年我们的书单里有两本关于 AI的书籍,李开复的畅销书《AI·未来》,以及2011 年图灵奖得主、贝叶斯网络之父Judea Pearl的新著 The Book of Why 。如果你对机器学习所代表的“弱人工智能(ANI)”的“相关关系”充满疑虑的话,Pearl带来的则是类似人类思考模式的“通用人工智能(AGI)”的因果关系。

中国模式

放眼全球和世界,瞻望科技和大趋势后,让我们回到中国。

中国进入“新时代”,恰逢“超级全球化”的终结,中美贸易摩擦是其中最核心的案例。无疑,管理好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和世界都至关重要。此中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深入探究。 

船桥洋一(Yoich Funabashi)在《管理美元:广场协议和人民币的天命》一书的序言中回忆广场协议的始末——“我当时感到迷惑的是,为什么美国在美日两国是同盟的情况下还对日本有着如此大的敌意。我现在明白了,那是追赶者和被追赶者间零和心态的悸动。这是一种‘修昔底德陷阱’式的权力动力学。”

“不过,这部戏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各国的国内政治。”——真正发人深省的恐怕是船桥洋一的这句话。

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的改革开放为中国创造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奇迹,同时,也在全球化面临转折的时点将“中国模式”的挑战暴露无疑—— 如何善用国家力量推动产业进步和技术创新?如何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?如何实质性改革国企,呼应国际社会对于补贴的关切?如何从体制深层次思考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?如何建立现代财税框架、推进国企股权充实社保等重大改革? 

站在40年改革开放的时点回首瞻望“改革的改革”,今年的好书琳琅满目。一如往年,祝掩卷深思的你阅读愉快!